蒋介石为什么失掉大陆：1945——1949-flp713
孔氏虽然平庸，但是老成持重，不指望他能振兴经济，守住家底是没有问题的。8 年抗战，国民党政府偏安西南，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大半个国家沦陷，收入锐减，还要养军数百万作战），国民党政府还是撑过来了，财政不仅没有崩溃，到胜利时还攒下殷实的家底——孔氏居功甚伟。
如果 45 年后继续是孔氏主政。第一，法币与伪币 1：200的昏招大概不会出台，第二以孔氏持重的性格，不可能在明知道内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搞什么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
以国民党政府近9亿美金加上出售日伪资产可望达到13——15 亿美金的家底，就算当时国民党政府收入仅能支撑政府日常开支，军费全靠家底；那么，首先印钞可以避免，通胀就
可以控制，国统区人心得以稳定；最关键的是军费一年不到2 亿美金，十几亿美金家底足以支撑国民党政府 5-6 年。要这样，情况就变得相当严峻。
战争主要在解放区展开，真要是战争能够拉锯 5-6 年，胜负先不论，解放区经济必然要遭受毁灭性打击。举一个例子，30 年代张国焘徐向前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后，面临四川军阀多次围攻，虽然每次战争红军都取得胜利，但是战争在川北苏区反复拉锯把根据地也打成废墟，最后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跟随一方面军长征。所以，国民党政府如果能坚持5-6 年，战争结果很可能是另一种局面。
据《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蒋介石在 1949 年退守台湾后，在国民党七大报告中，对宋氏公开批评：“民国三十六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倾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
蒋介石总算是明白过来，可惜悔之晚矣。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6 13:15艰难的工业经济重建首先就是恢复生产。由于多年战争，中国原有经济体系被割裂，生产力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抗战胜利后亟待恢复与重建。有利面是，日资产业被接收，既增加了国家经济实力，又减少了外资对华资的挤压，恢复与重建的市场需求旺盛，对经济是重要的刺激因素。不利面亦非常明显，政局不稳，社会不安，交通受阻，内战重起，统一市场无法形成；东北、华北工矿业集中地区受到战争影响，损失严重；币值不稳定，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各方投资意愿低落；总体而言，经济恢复与重建可谓困难与机遇并存。
1945 年 11 月 26 日，国民政府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作为负 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枢纽性机构。兼任该会委员长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提出战后经济政策纲领为：（1)扶助民间事业，协调国营民 营关系，使它们的配置轻重合理；（2)平衡政府收支，协调各部门利益；（3)与友邦进行经济合作，坦白互惠。
从宋子文公布的经济政策纲领来看，其无一策关注生产的组织与恢复。而其主导的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政策，对生产企业几乎是一场灾难。
让我们简单设想一下当时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首先物价飞涨，原材料成本大增。接着是人力成本大增——因为物价
飞涨，为了平息民怨，宋子文当局在 1946 年 4 月宣布“全民涨工资”！不仅是公务员与军人涨工资，还规定了企业职员与工人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政策对日益艰难的企业是雪上加霜。等到好不容易把产品生产出来了，结果又遇到廉价美国货的竞争！因为法币币值被人为高估，所以原本卖 2 元的美国货现在只卖 1 元，这让国内的民营企业怎么活？所以，当时民营企业纷纷把厂子关掉，放弃实业，投资商业——大家都去炒黄金、炒美元，囤积物资。这不仅加剧了经济的混乱，更重要的是企业都放弃实业去做投机生意，这在经济学上叫做“产业空心化”。这在任何经济体都是非常严重的危机。
1947 年全国各行业产量与 1936 年全国总产量比较，火柴为 0.70，棉纱 0.67，煤 0.52， 面粉 0.37，钢 0.17,铁 0,05，只有电为 1.21，棉布为 1.28。由此可见，即使战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资产，但是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全国轻工业产量大减，远未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与战前相比差距更大。
工业生产的倒退不仅导致社会物资短缺，对军工生产也产生不利的影响。
根据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方面的主要弹药装备的最高年产量为:步枪 139200 支,机枪 20400 挺,82迫击炮 2520 门,79 步枪子弹 252000000 发,山野炮弹 780000
发,82 迫击炮弹 2140000 发,手榴弹 5100000 枚,60 炮可月产350 门,60 炮弹月产 10 万发。
而到了内战时期的 1948 年上半年,月产中正式步枪 13000支,轻机枪 1000-1200 挺,重机枪 500 挺,82 迫击炮 250-300门,60 炮 700 门左右,步机枪子弹 2500 万发,82 迫击炮弹 10万发左右,60 迫击炮弹 12 万发左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受大量日伪军工企业——产量比较大的包括武汉兵工厂、沈阳兵工厂。但是即使包括这些接受工厂产量在内,除了 60 炮等少数装备弹药外,其军工生产能力并未有发展,甚至有所退步,如果扣除这些接受工厂的产量，原有兵工企业产量相比抗战期间出现大幅度减产。
战争期间，为什么兵工生产会减产？不是国民党政府不重视，而是兵工生产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业系统来支撑——包括化工、机械、重工业等等，当全社会工业生产都因为国民党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而在倒退时，兵工生产很难不受影响。
民营企业不仅面临着廉价美国货的冲击，另一方面还面临着官僚资本的压力——好吧，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来描述，就是民国版的“国进民退”。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6 20:28失控的官僚资本战后由于接收了大量日伪产业，这些产业除部分出售外，其它部分都成为国家资本。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以及战乱的影响，使民间投资与外资在中国投资都在逐年萎缩，而国家资本反而急速膨胀。抗战胜利后国家资本已在中国产业资本中占据了相当优势，在金融资本中则占据压倒优 势。1936—1948 年，在产业资本中，外资年均下降 16. 35%，民营资本年均下降 2.05%，只有国家资本年均增长 6.72% 0 按 1936年币值计，战后国家资本占中国 资本总值（142 亿元）的54% (战前为 32%)，其中产业资本占 64% (战前为 22%)，金融资本占 89% (战前为 59%)——如果抗战胜利后执政党不是国民党，这样的经济基础差点让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一方面是原有单位规模的扩大，如四行二局、资源委员会等，另一方面是新建了若干垄断性公司，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盐业公司等，其中尤以中国纺 织建设公司最引起社会关注与非议。战后接收的日伪产业以棉纺织 业最成规模（仅上海一地就接收了纱锭 96 万枚，织机 1.7 万台）， 虽然民营呼声很高，然政府以“一时难以确定价格标准，无法标售，益以鉴于当时商人方面，对于原有之商营纱厂，尚难继续经 营，自无余
力再行承购”为理由，于 1945 年 12 月成立国家控股 的中纺公司，总公司设于上海，另在天津、青岛和东北设有分公司。据 1947 年的统计，中纺公司下属 85 家企业，囊括了纺织业的 几乎所有部门，有员工 7.5 万人，纱锭 176 万锭，线锭 35 万锭， 布机 3.6 万台，纱线锭占全国总数的 44%，布机占 55%，棉纱产 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40%，棉布占 70%，居于垄断地位。中纺公司 享有种种特权，如低息贷款、官价外汇、低价美棉等，还可免于政 府限额收购，垄断棉纺业进出口贸易，以低吸高拋方式谋利，对于民营纺织业具有特殊优势地位。
战后发展最快的原有国家资本单位首推资源委员会。1946年 5 月，资源委员会由原隶属于经济部改为直属行政院，其任务是：创办开发及管理经营国营基本重工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国营工矿 事业。对其下属的庞大产业，资委会决定，对于后方战时事业，纯 为战时需要者停办，适应地方需要者转让地方，有价值者酌量紧 缩，属于基本工业者继续维持；对于接收的敌伪产业，化零为整， 集中力量全力经营，力求企业化。1947 年，资源委员会下属 96 个 单位，291个厂矿，员工22.3万人。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百分比 为，电力 50%以上，煤炭 33%，石油 100%，钢铁 80%，有色金 属的绝大部分，可以说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重工业生产。资源委 员会 1946 年盈余 365 亿元，1947 年盈余 1317 亿元，但
盈余率由 1946 年的 13. 4%急剧下降到 1947 年的 2. 56%，显示其经济效益在 战乱影响下已无法得到保证。
国进民退对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巨大的伤害。国家资本依靠垄断权力以及国家各种优惠政策扶持，与民企完全是不平等的竞争。国家资本愈是扩张，民企的生存空间愈小，社会经济活力愈低。但是，国家资本扩张对国民党政府却又巨大的诱惑力——因为，国家资本的扩张不仅增加了大量油水丰厚的职位可以安插权贵私人，另一方面，国家资本的扩张可以方便政府更好的掌控经济，最重要的是，国家资本让政府多了一个“钱袋子”。
以中纺公司为例，1947 年账面纯利润 5932 亿元， 其中上缴国库 4087 亿元，每年无偿供应军用布匹 300 余万匹，价值超过 1000 亿元，以及配售公教人员实物棉布等等（对比当前的垄断央企，借助垄断权力与国家巨额补贴每年摄取丰厚的利润，但是上缴红利却不到 5%，连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也远远不如，还得意洋洋自诩“共和国之子”——真该买块豆腐撞死算了）。因此，国家资本对于国民党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如宋子文、孔 祥熙或 CC 系），它对于维系整个国民党统治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也是国民党在各界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国营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 国家资本的发展还与国民党奉行的经济理念以及后起国家通过计划经济方式追求现代化的模式不无联系。
但由于国家资本企业机构庞 大、人浮于事、管理混乱，其生产效率远不如民营企业。1947 年国家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 64%，但其产值只占全国总产值的 42%， 其中经营情况最好的电力工业，设备容量占全国的 74%，但发电 量只占61%，由于国营企业占据很多资源却只能产出很少效益，按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评述：“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虽然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产业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但并没有发挥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处于瘫痪状态。 它像一个充气的巨人，貌似强大，内部却是孱弱的。”
对于官僚资本问题，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亦有不少反对声音，各个不同派系间更因利益不同而因此互相冲突，借机发难，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对国家资本扩张的批评达到顶峰。
1946 年 3 月 5 日，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集中讨论经济问 题。萧铮（中执委）首先发言，表示对经济报告“根本不满”，认 为经济问题在于忽视民生主义，没有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 而培养了官僚资本，统制经济亦全失败，派遣接收人员不廉，社会 指摘甚多。他直率地提出，这些失策之处，应由经济部负责，经济 部长如承认错误，应即辞职，否则，全会应予罢免。
赖琏（中执委、海外部副部长）认为：凡是利 用政治地位，运用公家资金及其他力量，操纵物价，把持国营事业，
破坏国家信用，就是官僚资本；而官僚资本猖獗的结果，使工商凋敝，建设无从着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全国财富渐渐集中 到少数人手中，可谓是危机四伏，大难临头。他要求必须实行官商分开，实行官吏财产登记，绝对不许官吏经商，以消灭官僚资本。
吴铸人（中执委）认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如果 经济问题没有适当解决办法，前途将不堪设想；而经济问题之不易 解决，是官僚资本的作祟。他疾呼，这些人就是革命的对象，我们 千万不可做失去人心的事。
吴绍澍（中执委、上海市副市长）在发言中指责中国纺织建 设公司带头涨价，应对上海的物价上涨负责。他质问宋子文对人民 和公务员活不下去的情况是不是知道？提出行政院长应为此负责， 如果说没有办法，可以向二中全会辞职。
郑亦同（候补中执委）说，国民党本来不准官吏经商，但现 在官吏经商遍地都是，此问题不解决，任何经济部长也无办法。希 望中央或监察院加以调查，政府官吏藉其地位掩护以经商的有多少 人？他们做的金融、商业和工业究竟有多少财产？调查清楚以后， 拿公允的办法去处理。
在当天的讨论中，以刘健群（中执委、三青团副书记长）
的 发言最为慷慨激昂，他强烈批评财政和经济部的报告既没有看到整 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认
为现在的问题十分严 重，时机非常迫切，因此向主管当局疾呼：有办法的赶快拿出来， 没办法的说出来；有办法的担起来，没办法的放下来。他的发言得到全场的鼓掌欢呼，于此亦可见当时的场内气氛。
这些言论 固然不乏国民党党内斗争因素，但这一问题能够公开见之于传媒， 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共鸣，显见又不单是国民党党内矛盾问题，官 僚资本及其引发之社会矛盾已成为国民党官方也无法讳言的不争事 实。可是各级官僚毕竟是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基础，因此国民党始终不能痛下决心，采取合适的方法，解决官僚资本问题，只能听任其发展招致社会越来越大的不满，成为导致其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8 年，国民党在军事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迫下最后一搏——强行推动金圆券改制。为此蒋经国亲赴上海坐镇“打虎”。最后还是因为官僚资本的阻碍（杨子公司案），让金圆券改制功亏一篑。
以史为鉴，对当下国企的认识以及改革方向不无意义。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7 08:10补发一个目录，便于大家阅读：目录国共内战的重重迷雾政治篇第一章：组织动员能力的巨大差异第二章：混乱的组织：活跃的红色特工与无能的国民党情冶系统第三章：危机的应对：戡乱动员令经济篇第一章：匪夷所思的币值汇率第二章：滑向深渊：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第三章：艰难的工业第四章：失控的官僚资本第五章：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之一：金圆券改革第六章：中共版之小米+步枪为什么可以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大炮第七章：中共版之货币战争
第八章：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之二：中共与两白一黑战争外交篇第一章：悲催的国府外交第二章：苏俄：东北外交始末第三章：美国篇：忽冷忽热的美国佬第四章：英法：被忽略的势力第五章：日本:让国民党政府吃成胖子第六章：中共外援之苏联篇第七章：中共外援之朝鲜篇第八章：中共外援之联合国篇第九章：外援对国共内战的影响军事篇第一章：国民政府经济状况对军事形势的影响第二章：国共军事力量的优劣势与双方战略选择第三章：1946：国民党初期的胜利第四章：1947：相持与拉锯第五章：1948：急转而下的战局第六章：气数已尽的三大战役综述：国民党为什么失去大陆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7 08:12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之一：金圆券改革1948 年及 1950 年，民国经济中心上海发生了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对当时中国国运影响是决定性的，其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过分。其一，为国民党政府以上海为主战场的金圆券改制；其二，则是中共入主上海后主导的“两白一黑”战争（即银元、大米、棉纱、煤炭战争）。这两件大事中博奕双方对抗之激烈，动用资源的规模之巨大不亚于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这两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结局也迥然不同。
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惨败，而中共“两白一黑”战争大获全胜。两场战争的结局基本也决定了国共双方在大陆的命运。
现在，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的过程。
金圆券改革是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即将崩溃前的最后一搏。
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的成功，国民党政府倾尽全力其力度不亚于打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但是，由于其财经指导思想上的根本错误，加上前线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行
驶，导致其金圆券改革以惨败收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基本上就决定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命运。
1948 年 5 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并将此赌注压到翁文灏内阁头上。自此，金圆券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
王云五执掌财政，引起国民政府内外一阵喧哗。
王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教事业多有贡献，被誉为“学问界恩人”。1946 年 1 月，以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会议， 被蒋介石任命为经济部长。翁文灏上台后，蒋介石原拟仍由俞鸿钧任财政部长，但俞此前刚就任中央银行总裁，与原总裁张嘉正办理交接手续，蒋介石遂嘱翁文灏自己物色财长。翁与王云五平素私交不错，又鉴于王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于是选其掌财。王云五自称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认为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的管理经验，堪当财政重责？“学问界恩人”与“学问界达人”有本质区别吧！所以，不但媒介对王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也对其持不信任态度。
翁内阁组成后，蒋介石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具体方案。最后的
结果却出人意料，蒋否决了俞鸿钧计划，而采纳了王云五方案。
当时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 4 人研究小组， 成员有中央银行稽核处长兼上海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方善佳、汉口金融管理局长林崇镛（后接替李立侠上海金融管理局长之职）。4 人小组一致认为：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鉴于财政收支差额太大，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用此办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 40％到 50％。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令 4 人小组拟定了具体方案。尔后， 俞携此方案赴南京请示蒋介石，满以为会得到大加赞赏，却不料立即遭到否诀，蒋认为这一方案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俞回到上海对 4 人小组说， 看来蒋要采用财政部的方案了。
客观的评价，俞鸿钧 4 人小组的金圆方案是对日益恶化的国民党经济形势的一种“徐徐调理”的方案。而蒋介石不懂经济，觉得“调理”太慢，偏要用“立竿见影”的虎狼之药，这对沉疴已深的经济体是个非常危险的选择。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7 08:12王云五就职财长，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改计划的研究中去，自称“无日不是念兹在兹”。他首先分别问议财政部的主管人员，令其检呈有关币改的旧案和意见。为了保守秘密，不使财部人员知晓这些做法与币改有关系，王云五故意作出只听取意见的样子，不表示个人看法。他还对秘书处资料室所剪贴保存的历年国内关于币改的七、八十种资料，一一阅读和归纳。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所谓配合的措施，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事项。”为此，他亲自草拟了一道《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
1948 年 7 月 7 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注：严家淦时任台湾财政厅长，刘攻芸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徐柏圆为财政部次长），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至此，作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才知道顶头上司王云五竟有这样一个亲自操刀的方案。24 日，翁文颢在广播
电台发表讲话，称当局正在筹划削减通货膨胀的办法，但未公开具体内容。
7 月 9 日至 28 日间，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 3 位专家对王云五案进行了数次讨论，仅作了少许修改。29 日，一同前往浙江旅游圣地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蒋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嘱各位先行准备，等候决定。
8 月 19 日下午 3 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按例不能与会，但会议需要他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故破例出席。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下午 6 时， 行政院会议继续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 4 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放。20 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同时，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等 4 项办法。将“紧急处分令”和各种办法综合起来， 其主要内容有 4 项：第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 0.22217 公分，由中央银行
发行， 面额分为 1 元、5 元、10 元、50 元、100 元五种。
发行总额以 20 亿元为限。
第二、金圆券 1 元折合法币 300 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 30万元。（注：东北流通券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金圆券发行后，限期收回。）
第三，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 9 月 30 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
第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 1948 年 8 月 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
以上 4 点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改制金圆券的基本思路。首先，强制冻结物价，然后以行政命令强行收取民间黄金与外汇。按照王云五的设想，货币发行不是要贵重金属与外汇作为基础吗？如果在民间能收取足够的黄金与外汇，那么，金圆券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币值一稳定自然物价就能稳定。
8 月 20 日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 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蒋介石与王云五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 20 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
翁文灏在行政院也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协力执行各项办法。21 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注：蒋经国名副实正。上海是中国财
金中枢。财经命令能否得以实施，于上海关系甚大。蒋介石派太子亲赴上海督导，足见其用心良苦。）；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7 09:49蒋太子上海打虎记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成功，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三大机构，分别是物资调节委员会、检查委员会、物价审议委员会。其中检查委员会是重中之重，由蒋经国亲自负责。
金圆券能否改制成功，上海这个金融中心是关键。为此蒋太子亲赴上海坐镇。
为了保证金圆券发行在上海成功，蒋经国很是花了一番力气。
组织层面。调动戡乱建国总队第二、四、五大队到上海，以此为基础，在上海招收 15000 人（大部分为青年学生）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在上海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干部培训班”，培训经管干部。
调“中正学社”五人领导小组前往上海，作为蒋太子指挥机构协助统筹指挥。
动员与宣传层面。组织 10 万人大检阅。参加者包括军人、警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上海各行业公会以及各界人士。
检阅后举行全市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奸商”、“不准囤积居奇”、“不准抗拒不卖”，口号声振天地，为金圆券改制大肆造势。
管制层面。在上海各行业都派遣督导员坐镇监督。
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各个交通路口设置多个检查站，检查过往车辆、行人是否携带违禁物资与金银。
另由经检大队搜集情报、检查仓库、登记物资，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蒋氏父子甚至亲自出马，威逼金融单位与工商界交出金银与外汇。
9 月 6 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上发表杀气腾腾讲话：“目前尚有一个问题，即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留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交于中央银行……届时如再虚与委蛇，观望延拓，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置予以严厉的制裁。”
蒋经国在上海直接约谈金融界、工商界人士，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
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
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 800 条（每条合 10 两），美钞 230万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 114 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 几乎每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当将具结书送到医院，由周鉴字，此外别无举动。”
严峻刑法约谈之后就是杀鸡骇猴：财政部秘书因泄露机密罪被判刑。
与孙科有关系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以私逃外汇罪，被处以死刑；淞沪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以贪污舞弊罪被枪决。
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等一大批工商界人士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逮捕入狱。
在多重手段下，金圆券改制一开始颇有“奇效”。
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8 月 23 日金圆券发行的第一天，上海、
南京、 杭州等地银行，前往兑换者颇多。为此，俞鸿钧特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25 日，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挤兑的人也不少，交通银行只兑一百号就截止，中国银行则因 24 日所发号码未及全部兑清，今日起暂不再发新号码。央行今日起虽委托大陆、盐业等行代兑黄金，但因准备手续关系，大陆等银行并未开始收兑。因此中央银行兑金者更为拥挤，门警用尽力气还不容易维持秩序。”到 28日金圆券发行一周时，已有金银外币折合 2720 余万美元兑换成金圆券。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 如常因黄金成色发生纠纷，收兑工作受到影响；又因金圆券未注明“金圆”字样，有些市民认为这可能是以前没有发行的法币，于是对金圆将来的发行数额表示怀疑；原来作为法币辅币的旧镍币，现改作金圆券辅币行使，百姓真伪难辨，争端迭起。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能按规定办事，轮到工商、金融资本家，他们虽然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忧心重重，但是在蒋经国杀气腾腾的威逼下，不得不表面表示妥协。
国民政府在强制收兑金银外汇的同时，又强迫冻结物价，禁止囤积居奇。9 月 9 日，行政院特别公布了《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各地工厂商号
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超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 “蒋经国在上海命令：商店即使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他对违令大商人也施以严厉打击，将米商万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纸商詹沛霖等，以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罪，逮捕入狱。”大多数上海市民对于蒋氏对付罪恶昭彰之主要人物及流氓所运用之'铁腕'政策咸为称快。蒋经国博得“打虎英雄”称号。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铁腕措施，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在币制改革后的 40天里，出现了“奇迹”，如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7 09:50但这是政治”铁拳“与病体经济较量所产生的”成效“，带有相当程度的虚假性，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金圆券发行额超出预期计划，在前半个月内就多发行了 8千余万元， 以致立法委员皮德中在立法会议上感叹：“这不是通货膨胀是什么？”二是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躲藏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
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象一个活动仓库似的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在北平，有“数种物资，因限价关系，来源不易，而黑市于是活跃。”三是生产企业也陷入困境。 上海工厂因物价冻结，企图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
纵观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政策，其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对黄金白银与外汇过于关注，而物资生产、物资调集则缺乏基本的重视。实际上，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不管是稳定物价还是稳定经济——物资供应才是根本，才是王道。货币不管是纸质货币还是贵重金属甚至外汇，没有物资做保障一切都是浮云——国民党高层至死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其金圆券改制纵有铁腕高压，也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政治高压下，商户虽不敢涨价，但是却可以不进货来对抗。
于是，商品市场愈见枯竭，北平“所有粮食店油盐店均空空如洗，不特按照官价购不到一切，即按黑价亦无觅处。”上海“商店纷纷藉词休息， 甚至民众赖以生活之食粮肉类亦均无法购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之恐慌。”
这时民众还把希望寄托在“打虎英雄”蒋经国身上。北京《新生报》发表社论：“我们希望当局再创打虎纪录，借人
头，平物价。”但蒋经国也乏术可用了。他在 10 月 6 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
至此，金圆券改制已经失败，国民党当局只是差个承认失败的台阶了。这个台阶就是著名的杨子案。
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的扬子建业公司，囤积物资举上海皆知。蒋经国迫于压力，下令查封该公司所有仓库。
打开杨子公司仓库发现，其中土特产、棉纱、日用品、钢管、大米等应有尽有，堆得满坑满谷。众目睽睽下，都在看蒋经国怎么办这个案子。孔令侃向姨妈宋美龄求援，宋又请蒋介石为孔放绿灯。蒋介石匆忙从东北前线赶到上海，立刻召小蒋觐见，父子一番密谈，最后由老蒋承担一切责任下令小蒋放人。时人都评价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蒋经国反倒成为悲剧英雄，被迫辞职离沪。
其实，就算办了杨子公司也挽救不了金圆券的命运。
杨子案后国民党行政院终于认输，于 10 月 26 日调整八·一九限价，规定：“如系国产货品，按产地收购价格或原料价格予以调整。进口货按进口成本调整。”28 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承认币改失败。11 月 1 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
3 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财政部长
由徐堪接任。但王云五并未过度沮丧，他引以自豪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搜刮了 2 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否则，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确“功不可没”。
截至 11 月 9 日，金圆券已发行 19 亿余元，与法定 20 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11 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银行开始可以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 1 美金折合 4 金圆券增至 20 金圆券。
11 月 20 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并委托中交农三行同时办理。自此，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许多人头一天晚上露宿在黄浦江边划船上，以待次日破晓到银行优先抢兑。12 月 23 日，约 10万人挤兑黄金，因拥挤不堪，导致 7 人死亡，105 人受伤。
俞鸿钧因此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刘芸接替。
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 11 月底，发行 32 亿元，12 月底达到 81 亿元。许多地方发生严重钞荒，向中央银行告急，中央银行又向财政部诉苦：“近来国库支出激增，券源短绌，供应时虞不及。各地方需要券料，虽经竭力设法运济，仍患绠短汲深，无以解决困难。”到 1949 年4 月， 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 5 万亿元，5 月更增至 67 万亿
元，6 月竟达到 130 万亿元，为 1948 年 8 月底的 24 万多倍。
票额也越来越大，从 100 元、500 元、1000 元、5000 元到 1万元、5 万元、10 万元，乃至 50 万元、100 万元的大钞， 相继印行，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
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
抢购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全国有 40 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 17 万人。上海抢米风潮一天曾涉及 27 处。 许多商店的店主、 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
到 1949 年 5 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 万元只能和 1948 年 9 月的 1 元买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卖金
圆券 4.4 亿元， 若以每石米 320 万粒计，买 1 粒就要 130多元。 金圆券发行 10 个月的贬值速度， 比法币发行 14 年的贬值速度快得多。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连部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 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 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中国人民解放军 4 月 23 日占领南京，5 月 27 日攻取上海，6 月 5 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鉴于”恢复金圆券之信用殆不可能，改革币制似已无可避免，“广州国民政府重演故伎，于 7 月 3 日停发金圆券，改行银元券（注：一种更短命的纸币， 1949 年 11 月 30 日停发。），发行仅 10 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蒋介石在 1948 年 10 月曾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事实证明， 世界大战爆发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而金圆券改制不过是国民党经济奄奄一息使用的一剂虎
狼药。此药不仅没能挽救国民党的经济，反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毁灭。此药一下，国民党已经生机断绝。
金圆券唯一的作用，只是为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守刮了大量金银。据中央银行统计，全国在金圆券改制期间共收黄金1677000 两，美元 49851000 元，港币 86097000 元，银元23564000 元，白银 8881000 两，这些金银与外汇后来绝大部分都运到台湾。
国民党搜刮的金银外汇大部份来自于城市中产阶级与升斗小民。由于金圆券改制失败。民众用真金白银换回来的只是一堆废纸。仅此一项可以想象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愤怒！
国民党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遭遇惨败，那么中共呢？他们支撑规模宏大的解放战争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他们又用什么手段来赢得另一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的胜利？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7 16:33中共经济篇：小米+步枪为什么可以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在过去几十年解放战争电影中，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可以耳熟能详：“我们是以小米+步枪打败了蒋介石的飞机大炮。”
这句名言意义深远。
首先，这句名言指出，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内战中过于重视军事力量，而忽略经济建设。这基本是史实。其次，这句名言还深刻揭示出，中共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其充分依靠了粮本位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小米”的神奇威力。
何谓粮本位经济基础？就是在解放区，所有经济运行都是建立在粮食（或物资）基础上的一种特殊经济结构。解放区的货币不能兑换金银，但是可以兑换粮食与物资。这种特殊的经济基础在当时生活水平不高的背景下与中共严密的组织体系结合，产生了巨大的效应。
首先，解放区的粮食或物资就是货币，所以，要筹集更多的军费支撑前线解放军作战，那么中共就必须把物资生产放到第一位，中共的财经工作基本就是恢复与扩大生产的工作
——这与国民党政府财经工作把金银外汇放到第一位有天壤之别。
中共财经工作重中之重是农业生产。这主要通过“土改”
来实现。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后农民生产积极性自然大幅度提高。
然后是加强农业技术指导。以山东解放区为例，据 1 9 4 6
年胶东解放区统计, 已设立农业指导所 14 处, 示范农场 14处, 蚕丝指导所 2 处, 林场苗圃 20 余处。山东省农业厅在营南设立农业指导所一处, 并附设了示范农场, 进行深耕细作, 试验示范, 及时推广和交流经验, 使粮棉产量都得到较大增长。滨海区由于推广了新的植棉技术, 每亩棉花增产皮棉 15 斤, 比 1 9 4 5 年增产一倍 。
三是兴修水利, 增加了土地灌溉面积, 减少早涝灾害。解放战争时期, 山东解放区各级政府领导人民群众打井修渠,疏通河道, 粮棉产量得到较大增长。据渤海、鲁中、滨海、鲁南、胶东 5 个区的统计, 1 9 4 6 年打井 6 万余眼, J 流通河道 5 3 9 条, 筑堤 9 3 3 道。使土地增加灌溉而积 85 万亩, 保护土地 2 05 万亩。由于增加了抵抗早捞自然灾害的能力, 使全省增产粮食 8 6 70 余万斤。
对于工业生产，中共并没有受阶级斗争理论的束缚，而采用更务实的态度来恢复与扩大生产。在这个方面，东北解放区财经负责人陈云可谓一个典型。
对于工业企业管理，陈云提出一系列主张。（一）实行企业管理的民主化。陈云在第 6 届全国劳动大会上对工人作报告时，把企业管理民主化讲得通俗易懂：“企业管理民主化，就是要发挥大家的智慧，靠全体职工办好工厂”。陈云详细阐述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指出企业民主化是同严格的企业管理相结合的，提出了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工厂职工代表
大会的具体措施。（二）要正确对待企业中的旧职员。为了正确处理工人与职员之间的关系，陈云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中分析了工人与职员和下级职员与中高级职员的不同社会地位、政治态度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批评了在接收东北一部分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中，处理工人与职员关系问题上犯的右的或“左”的错误。
指出：要认识到，职员、工程师、管理人员都是生产中所不可缺少的。除作恶甚多的职员必须开除外，绝大多数职员是可以团结的，要让工人同职员搞好团结，这样才更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三）倡导企业化经营和培养技术、管理人才。
陈云认为，要办好人民民主企业，除了依靠管理的民主化之外，还要实行企业化经营的原则和经济核算制。他在东北局讨论企业组织与工人运动方针时指出：对旧生产制度应当批判地接受。对工厂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寻找原材料的来路与产成品的销路。他指出：“只有切实改善经营和管理工作，才能达到原料足、成本低、质量好、产量多、销路广的目的。
管理工作，经营工厂，第一要企业化。工厂不是机关，也不是部队。开工厂就要像个开工厂的样子，一定要有经济核算，考核成本、计算原料和机器耗费。成本需要多少？原料需要多少？机器消耗需要多少？卖什么价钱？要会算帐。”（四）
实行工薪改革，反对平均主义；倡导劳动竞赛，反对形式主义。1947 年陈云主持制定了新的工薪改革方案， 反对平均
主义。 他就新颁布的工薪标准执行问题向东北各省政府负责人发出指示说：新的工薪标准的基本精神是为了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他们的技术。因此，取消了过去以中等工薪作为评定工薪的办法，着重了交叉累进等级工薪制，以克服平均主义。新标准将普通职工的最低工薪由原来的 40分提高到 60 分，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最高工薪提高到 300分，在执行中，要严防将所有职工的工薪都提高 20 分和向300 分看齐的平均主义作法。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7 16:33正是由于中共空前重视农业生产与对工业生产的务实态度，这才奠定了解放区支撑战争的经济基础。
以山东为例，从 1945 年 9 月至 1949 年 10 月的四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 山东人民先后出动 1000 多万民工, 10 多万大小车辆, 往前线运送了 10 余亿斤粮食,数 1 0 亿斤弹药及作战物资, 转运了 24 万余名伤员。支援我军胜利地进行了定陶、鲁南、莱芜、孟良尚、鲁西南、潍县、济南、淮海等50 余个战役。而在东北解放区，中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 7 个兵工生产基地，这些兵工基地生产的产品（加
上外部的援助）不仅能够支撑林彪百万大军作战消耗，还能援助关内解放军作战，成为整个解放战争供血的心脏！
中共一方面千方百计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在解放区又采取战时“供给制”。所谓的战时“供给制”就是对财政负担人员——包括军队、机关人员、工厂职工按照基本生活标准供应粮食与物资。这种模式可以大幅度压缩财政开支，从而最大程度集中资源支持前线战争。由于中共组织高效而严密，供给制又将行政开支压缩到极限，所以，中共财政在军费支出上竟能达到 90%而且同时可以保持解放区经济形势的稳定
——这在任何经济体都是一个奇迹！在三年解放战争时间里, 并不富裕的解放区人民为什么能够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让解放军越打越强, 而人民的力量没有枯竭? 究其原因, 就是中共粮本位经济基础+中共严密的组织体系结合所产生的巨大效应。
粮本位体系不仅有力于恢复生产，更奇妙的是这种经济结构在稳定经济，防止金融动荡方面有巨大的作用。
老蒋手下的财经专家，始终没搞明白一个剑桥、哈佛不会在课堂上教给他们的道理——光有黄金白银、美元外汇作抵押，但同时没有相匹配数量的生活物资、生产资料、工业品、农产品作为对应，货币依然只是一张印了数字符号的纸而已，不具备任何意义……老百姓过日子需要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是黄金白银，不是美元外汇，这些东西都不能吃、不
能用，而能换取到柴米油盐酱醋茶、耕牛、火柴的纸币，在老百姓眼里才有信誉，发行它的政府才有威信，发生战争的时候，为这样有威信的政府去流血牺牲才值得…………
很可惜，中共的人实在太土了，跟老蒋的留学生比拼炒股票、炒期货、炒外汇、炒国债、玩投机、玩囤积居奇，是绝对斗不过的，这帮土老帽，眼睛里就只能看见柴米油盐酱醋茶、耕牛、火柴……什么大生产运动、什么南泥湾、什么三五九旅，全是为了搞这些东西的，把这些东西搞出来后，再印刷出没有黄金白银、美元外汇作抵押的纸币，让这些商品在自己的根据地里流通起来，居然老百姓就接受了这种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完全不及格的货币，抛弃了老蒋按美国经济学家的指导发行出来的法币……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共一个根据地发行货币的历史，看看这种粮本位货币在战争中发挥的奇妙作用。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8 08:00中共版的货币战争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很快沦陷，于是土八路挺进山东开辟敌后根据地，很快站稳脚跟，可是，没过多久，不
满八路军势力扩张太快的老蒋，开始耍无赖了,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山东土八路一下子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你不给老子发法币，老子不会自己印钱啊？？俺们当年印红军币，信用那是杠杠的！”
于是自 1938 年起，山东根据地政府自己开始发行根据地货币——俗称山东币，但山东币刚出来时就遇到问题，就是其信用比不上在市面上同时流通的法币……
根据地一幕：“吃得真饱啊，老板，结账。”
“几位八路首长，给你们打个八折，二十元。”
“给，二十元山东币。”
“几位首长，能不能给法币啊，我给伙计发工资，去买米买菜都得使法币，山东币不好使啊。”
“为什么伙计、卖米卖菜的都只收法币呢？”
“因为法币毕竟是国民政府发行的嘛，有黄金储备，有信用，而且法币和英镑、美元挂钩，可以换外汇哦，连日伪都在沦陷区收集法币，套购外汇呢，而山东币嘛，这个……那个……，八路首长，我是不是伤你自尊了啊，这样吧，这顿饭不收钱了，当请你们的。”
“这可不行，八路军讲究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更别说蹭饭吃了！”
“那首长给打个欠条行吗，以后有法币了再来还……别不
好意思，日后的美国也是这样给全世界打欠条换东西的……
八路军嘛，咱老百姓信得过，难道八路军还会吃饭不给钱吗？？哎呀，是不是又伤你自尊了啊？”……
………………
于是几个八路首长打了欠条，哭着回家了……伤自尊啊，太伤自尊了，你口口声声说“八路军嘛，咱老百姓信得过”，可是为什么就信不过八路军发行的纸币呢？？？
八路首长回家痛定思痛：这也不能怪老百姓，山东币的确是在完全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凭空印出来的……可是今天的山东土八路，从首长到战士个个穷得叮当响，跟日本鬼子的战斗，能缴获几条枪、几十发子弹就很不错了，哪来的金银啊？？要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该怎么办呢…………
而到了国民政府实施外汇管制之后，情况更加严重了，日伪手里掌握着从沦陷区收集的几十亿法币，既然不能再用来套购外汇了，那就用来作为发动货币战争的武器，把这些钱涌进国统区、中共根据地抢购物资……
山东根据地，在一年之内涌进来几亿元法币，而当时山东年产粮油蔬果几百万吨，本来价值几千万元法币，可是市面上忽然多出来了几亿元法币，等于货币增发了十倍，但相应的粮食却没有增产十倍，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产粮大省山东，在没有天灾的情况下，粮价一年内涨了十倍，
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当时八路首长的处境、心情，跟1947 年的宋子文是一样的……
由于法币本来是在山东根据地合法流通的货币，所以日伪用法币打法币这一招实在是太毒，根据地政府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眼睁睁看着物资被日伪疯狂抢购走私，物价每天飞涨，老百姓怨声载道，八路军战士们紧握武器，空有杀敌之志，却根本看不到敌人在哪里……
根据地陷入了经济危机，但也出现了机遇——山东币的竞争对手法币，由于严重贬值，不再被百姓所信任了，于是根据地政府顺水推舟的禁止了法币在山东根据地流通，先把日伪发动货币战争的源头掐掉……可是百姓不信任法币，不代表他们就会信任根据地政府发行的山东币啊，如果退回到原始社会般的以物换物交易，只会令经济更加凋敝，可能不用日伪来打，山东根据地自己就垮了……
问题是如何在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建立起山东币的货币信用呢，土八路里面没有哈佛、耶鲁的高材生，再说就算有，哈佛、耶鲁也没有教过这些完全不符合西方经济学原理的东西啊……当时山东根据地工商局局长兼货币政策主持人，是薛暮桥，其在根据地政府的作用，大概相当于 1946-1947 年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但是这位薛局长却只有小学文化，要比学历，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宋院长那是没法比的。
但是小学文化的薛部长偏偏有奇招。
山东根据地政府宣布了全新的货币政策：山东根据地只允许山东币作为唯一法定货币流通，原先使用的法币、金银全部禁止流通，并按市价兑换成山东币；今后每发行 100 元山东币，工商局会用其中 50 元用来购买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农产品与生活物资，作为山东币发行的物资储备，其余 50 元则进入市场流通，根据地政府承诺以后无论谁拿着山东币，如果在商店买不到这些物资，都可以到工商局按政府规定的平准价格换取到一定数量的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因为山东币与这些物资是挂钩的……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8 08:01今天我们看财经新闻，通常是这么说的：“今天人民币的外币兑换官方牌价：兑美元 7 比 1，兑欧元 10 比 1，兑英镑 11比 1，兑日元 1 比 8……美元最近快速贬值，预计未来处于下跌通道，大家手上有美元的快抛……”……
而如果你身处当年的山东根据地，你听到的财经新闻是这样的：“今天山东币的物资兑换官方牌价：兑大米 7 比 1，兑花生油 10 比 1，兑棉布 11 比 1，兑花生 1 比 8……最近两月花生涨价两成，黑市价更是涨了三成，连带花生油也涨价了，乡亲们，要多赚钱今年得多种花生啊，赶紧的……”
山东根据地政府宣布了全新的货币政策：山东根据地只允许山东币作为唯一法定货币流通，原先使用的法币、金银全部禁止流通，并按市价兑换成山东币；今后每发行 100 元山东币，工商局会用其中 50 元用来购买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农产品与生活物资，作为山东币发行的物资储备，其余 50 元则进入市场流通，根据地政府承诺以后无论谁拿着山东币，如果在商店买不到这些物资，都可以到工商局按政府规定的平准价格换取到一定数量的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因为山东币与这些物资是挂钩的……
山东老百姓们发现，这个充满创意、独一无二的山东币，虽然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做准备金，但其币值却很稳定，市场物价也很稳定……因为根据地工商局手里掌握着大量物资，如果发现社会物价上升，说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少了，而流通的货币多了，有通货膨胀的危险，工商局就向市场出售储存的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回
笼货币，平抑物价；而如果发现物价下降，说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多了，而流通的货币少了，这样会谷贱伤农的，根据地政府就增发货币，开动印钞机印钱，收购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物资，充实库存……通过大量物资储备、控制货币流通数量的创新货币政策，山东根据地政府的山东币，实现了与实行金本位的美元一样的币值稳定、物价稳定……在几十年后，西方经济学家佛里德曼才提出相似的货币经济学理论，而在这位大经济学家还在念大学时，山东土八路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实践了……
山东币，终于成为了山东根据地百姓放心持有的专属货币了，市场物价稳定，商业贸易越来越繁盛，人们生产积极性越来越高，经济越来越好，老百姓们很满意啊……
山东根据地政府就更满意了——终于可以自己印钱自己花了，从此政府日常运作开销、购买军需、军费开支全都不成问题了，不用看国民政府的脸色了，更不用怕日伪的货币战争了，而且，还有财政余力支援附近的兄弟根据地、和在陕北穷山沟里的中共中央了……
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金融运作越来越有经验，现在轮到山东土八路开始准备要向日伪发动八路版的货币战争，报上次的一箭之仇了……
山东靠海，所以随着势力、地盘不断扩张，山东根据地政府掌握了一种战略资源——海盐……
食盐，是人类生活的其中一种必需品，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政府重点管控的关键资源，山东土八路当时控制了山东所有的海盐盐场，也等于是控制了山东周边区域的食盐供应权，包括沦陷区……
另外山东盛产花生，出产的花生油香浓好吃，而食用油也是人类生活的其中一种必需品，山东土八路当时也等于是控制了山东周边区域的花生油供应权，包括沦陷区……
掌握了这两种战略武器，小学毕业生薛局长开始筹划他的货币战争计划了……
首先，把之前在食盐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转手倒卖的二道盐贩子全部清除，由工商局取而代之，从此食盐全部由工商局属下的商店统购统销，无论是谁，要买卖食盐必须经过工商局……
然后，工商局把花生油也纳入了统购统销的范围……我们可以用今天时髦的经济学名词来给山东根据地工商局起外
号——“食盐垄断托拉斯”“花生油欧佩克”……
一切准备就绪后，“食盐垄断托拉斯”“花生油欧佩克”宣布，从今天起，无论谁要购买山东的食盐、花生油，都必须使用根据地政府发行的山东币……
根据地的百姓倒是没所谓，反正早已经习惯用山东币买东西了，可是日伪占领区那边马上就傻眼了……之前日伪占领区那边的商家都是通过地下的二道贩子购买根据地里的食盐、花生油的，用法币、用汪伪发行的伪币、甚至硬通货，什么都行……上次货币战争用海量法币套购根据地的物资，日伪还在回味无穷呢……之前发现根据地在打击二道贩子，实行食盐、花生油专卖的时候，日伪那边的商家就觉得有点不对，然后现在才发现，这个薛局长真不简单啊，我到哪里找山东币来向你买东西呢……
对于沦陷区商人的“困境”，根据地政府及时给出了解决方案：“笨蛋啊，你卖一些中共需要的物资给根据地政府，然后根据地工商局付给你们山东币不就行了吗？你们就可以用来买食盐、花生油了嘛，而且算起来价钱比以前更便宜了呢……”
“那根据地需要一些什么货呢？？”
“什么钢材啊，医疗器械啊，药品啊，你有多少我吃多少，不就是山东币吗，就是咱家印出来的啊……”
“可是钢材、医疗器械、药品什么的都是日伪禁止向根据地输出的管控产品啊……”
“那是你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山东币，想要就拿钢材、医疗器械、药品来换，然后再来买我们的食盐、花生油，不干拉倒……”
“可你们的山东币只是用纸张、油墨印刷出来的，基本是零成本，就这么来换我们的钢材、医疗器械、药品这些紧俏商品，你们也太占便宜了吧……”
“滚你的，就算钢材、医疗器械是紧俏商品，但我们还有其他渠道弄到这些东西，就算弄不到，我们没有这些紧俏商品又不会死，你们就试试平日吃饭、炒菜不加食盐、不用油吧，应该也不会死的……”
“大哥，别走啊，这生意我做，我做了……”
不久之后，日伪惊恐的发现，不知为何针对根据地的贸易制裁完全崩溃了，各种原先被严令禁止向根据地输出的管控商品，源源不断的被沦陷区的商家向根据地贩卖，换回山东币，而这些商家，正是上次货币战争里，配合日伪向根据地输入海量法币，抢购物资的人……
怎么回事，怎么这帮墙头草全倒戈了？？日伪政权下令在与根据地的交界处加强巡逻检查，可是，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日伪投降，他们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日伪的巡逻队不是没截获过这些管控产品，但都是收了钱后就放行了，这无关他们是否尽忠职守的问题，关键是，这些巡逻队就算不关心百姓的死活，但他们很关心自己能不能吃上盐、吃上花生油啊……
结果，山东币开始在山东根据地周边的沦陷区全面流通，沦陷区内从商家到平民，都把商品卖给根据地，换回大量的山东币储存起来，以备购买山东食盐、花生油之用，而且由于山东币的信用好，即使是那些暂时不需要购买食盐、花生油的人，也会兑换大量山东币存起来，以便保值……就这样，人民币的前身——山东币——成为了周边地区的储备货
币……
小学毕业生薛局长的这个货币战略，其实跟今天的美元战略是一样的，就算以后美国把所有军队都缩回本土，减少军费开支，只要中东石油依然用美元结算，美元就可以继续保持国际主流储备货币的地位……
因为你可以不用 F22、航空母舰，你可以不用 GPS 卫星、波音大飞机，你可以不用苹果六代、六袋苹果……不用这些高科技产品，是不会死的，甚至你努力一把，这些高科技产品还可以自产自销呢……
但是，你不能不用石油，这是会死人的……你要换石油，就要先用你的产品，换美国印刷的美元……
这一手，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共已经玩得很熟练了，要是有人认为中共只会玩枪杆子、不会玩货币战争，那活该他被中共玩到死，想一想，全世界直到 70 年代才取消金本位体制，才明白物资供应才是货币稳定的根本，好吧，洋人明白这个道理已经比中共落后了 30 年……
但是，还有一批人在 40 年代认为中共是土共，以为用经济金融手段就可以轻易玩死中共，于是，一场新的大戏在上海摊即将拉开帷幕，这场大戏的主角是 48 年让国民党金圆
券改制一败涂地的投机商们，他们的对手换成刚刚进入上海的中共……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8 11:16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之二：中共与两白一黑战争1949 年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席卷江南。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很快撤到台湾。中共虽然占据大陆，但是接手的国统区实在是一个烂摊子。
因为国民党金圆券改制的失败，整个国统区经济形势一片混乱。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灾害，更使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在国民党治下尝到投机甜头的投机商们更是瞧不起中共。
他们甚至公开放出言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
为了控制物价，稳定经济形势，中共派遣党内财经第一人陈云前往上海主持财经工作。一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
再次在上海拉开帷幕。
首先是银元之战。
1949 年 5 月人民解放军进占上海后，投机资本家凭借他们掌握的足以扰乱金融物价的经济实力，用黄金、银元、美钞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军管会颁布外汇管理办法后，投机分子便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 10 多天的时间内上涨近两倍。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大米价格上涨 2．24 倍，棉纱上涨 1．49 倍。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便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也闻风仿效，使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稳住市场，人民政府曾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了，没有稳住市场。银元投机反而越来越猖狂。当时上海的证卷交易所本来已命令停业，实际上却没有停，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所，每天麇集几千人在那里。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更多，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这一天有两万人，六月八日发展到八万人。
以当时中共的实力，与投机商们拼金银数量是拼不过的。
所以，中共立刻改变策略。
银元之战策略：不陪你下棋，我直接掀翻桌子。
6 月 10 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力量，于上午 10 时查封了银元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同时，多管齐下，强推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券；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券；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强的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使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这样，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相互配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
让人民币进入上海容易，但是控制物价却很难。国民党政府用了 4 年时间，耗尽自己所有的黄金外汇储备都没控制住飞涨的物价。中共这个没有多少黄金与外汇储备的新生政权能迅速控制物价吗？请看更精彩米粮、棉纱、煤炭之战（又称两白一黑战争）。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8 11:17两黑一白战争策略：你落一个子，我落十个子当时投机资本实力很强，银元之战还没有伤其根本，为了避免打击，他们将投机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迅速
掀起了又一轮物价猛涨狂潮。
从 6 月中旬到 7 月下旬的一个多月中，上海的投机商乘国民党残敌对中共政权实行武装封锁、捣乱和一些地区遭受水灾、风灾之机，砸下巨资炒作米粮、棉纱等，以米价带头，纱布跟进，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上海米价猛涨 4 倍，纱价上涨 1 倍，同时又影响到整个华东和华北、中南等地。7 月平均物价比 6 月上涨 1．8 倍。
7 月 27 日至 8 月 15 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会议，商讨解决上海和全国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陈云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
“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大米和纱布，“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在会上，他要求加紧调运大米和棉花，设好防线，警惕新的物价涨风。上海会议后，8、9 两个月，全国物价虽呈平稳态势，但投机势力却在积蓄力量，酝酿一场新的风暴。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调兵遣将，准备粉碎投机商们的经济攻势。
11 月 13 日，陈云发布十二道密令：一、以沪津两地 7 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 2倍或 2．2 倍。
二、东北自 11 月 15 日至 30 日，须每日运粮 1000 万到 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平津需要。东北及平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
三、为保证汉口及湖北湖南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
四、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纱布尽速运至西安。
五、财政部须自 11 月 16 至 30 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 2.1 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六、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
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
七、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的税收，于 11月 25 日左右开征。
八、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
九、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如压。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
十、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 20 天者，均应延续半月或 20 天。
十一、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宣将
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并力争于 11 月 25 日(至迟 30 日)完成；颈定 11 月底、12 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披落，各地带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十二、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在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乙)等到收缩银报、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十二道密令归根结底无非两条，其一，最大程度收缩银根；其二，最大程度调集物资。对比国民党金圆券改制——将搜刮金银与外汇、以政治高压打击囤积居奇作为主要手段——双方对经济的认识简直不是一个档次！国民党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金银与外汇，就能稳定物价，就能稳定经济形势。而中共却能一针见血的认识到“我掌握多少（物资），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认识上的差异自然导致方法与手段的差异，方法与手段的差异自然导致不同的结局。
于是，中共充分发动自己严密的组织体系，从全国范围调集物资。以粮食为例，四川就调集 4 亿斤到上海，东北每天运输 1000 万斤粮食入关，还有华北、华中、山东等解放区也源源不断运送粮食到各大城市。这次动员范围之广、调动物资之巨已经远远超过淮海战役的规模。
截止到 11 月底，中共调集的粮食不下 50 亿斤（打淮海战役调集的粮食才 10 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 8000 亿社会游资，投机商已经深陷重围而不自知，他们将大难临头了！
手握巨额物资后，中共开始动手了。
11 月 20 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售棉纱。投机商一看又有棉纱放出，不管价钱多少，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次国营公司在出售棉纱的同时，居然在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政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也想利用涨价套利？他们没想到这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
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也顾不得多想国营公司涨价的动机，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 50%，甚至 100%的惊人利息！
11 月 24 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 7 月底的 2.2 倍，这正是陈云定下的物价目标，在此价格水平上，中共通过严密计算，手里掌握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中共发起总攻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多罗嗦一句——宋国舅手中只有几百万两黄金就敢放出
狂言——政府仅靠抛售黄金就能稳定金融；而中共手握数十亿斤大米与半个中国棉纱产量还要严密计算是否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相等，直到手中物资绝对大于投资商手中可能得到的全部现金才开始动手，双方的差距真不是一点半点！
11 月 25 日，在各大城市，国营贸易公司同时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而来，不仅越抛越多，后续调运的纱布整车整车通宵达旦的拉进各大城市。各个国营商店囤积的纱布堆成山一样，你敢买？砸也砸死你！
面对中共动员的压倒性的物资力量，投机商绝望了，开始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抛风一起，纱价应声而跌，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一半，投机商血本无归。但是中共并不收手，紧接着出台三条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人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缴，迟缴一天，就得罚应税金额的 3%。三条夺命令一出，不仅参与纱布投机的资本家纷纷破产，连带许多私营钱庄也因此而大量倒闭。
棉纱之战赢得十分漂亮。著名金融家、时任中财委顾问的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陈云对反击投机势力时的时机拿捏：“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
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
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却是那样得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实际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 11 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 13 日的行市是每匹 12.6 万元，比较 10 月 31 日的 5.5 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8 11:19棉纱之战后是米粮之战。
上海春节后有粮价看涨的老规律，投机商在棉纱之战后大伤元气，最后决定在米粮上生死一搏。于是投机商们在春节前夕向粮食市场进军。他们筹集资金，大量囤积粮食，能买多少大米就买下多少，然后等待粮价飞涨。
但是，投机商们再次打错算盘。为了准备上海的米粮之战，中共在上海已经囤积了足够上海人吃 1 年半的粮食。春节过后，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原因很简单，上海突然冒出一批国营粮店，一口气抛售了几亿多斤大米，几亿斤大米啊！那就是一座米山！这还不是中共的全部底牌，为了打赢米粮之战，中共准备了十几座这样的米山！
两战全败，投机商们血本无归。上海、天津许多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大量私营批发商、私人钱庄倒闭，中共用经济手段干净彻底消灭了这批投机食利阶层。上海与全国物价一下子稳定下来。
上海工商界有人曾感叹说：“6 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
中共在经济领域的成就，连国外经济学家都赞叹不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言“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共在经济领域获得两白一黑战争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其粮本位体制与严密的组织体系的胜利。“小米+步枪”中“小米”的威力确实不同凡响。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步枪”。
“步枪”是军火。以解放区薄弱的工业基础，很难相信，仅靠解放区那么一点兵工产业，不仅能让解放军从内战爆发
时 120 万军队，3 年后壮大到 600 万；还能支撑数百万军队频繁高强度作战。
所以，“步枪”的准确含义是军火外援。说起来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当时国民党政府占据中央大义名份，国际地位在抗战胜利后一跃而成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如果优越的条件却在外交上频频失误，其所获得的国际援助不仅少得可怜，甚至与中共相比也相差甚远。
作者:flp713 日期:2014-07-28 15:49外交篇导读：国民党有中央大义名分，为什么外交屡屡受挫？
雅尔塔协议与苏俄的胃口东北对苏交涉失败决定了东北的命运美国佬为什么忽冷忽热？
中共获得的国际援助远超国民党政府！
第一章；悲催的国府外交国共纷争，双方都要整合一切资源增强自己的实力。相对
中共而言，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大概是国民党政府占据大义名分，名正则言顺，争取国际上的支持是最顺理成章的事。这就需要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有所作为。
45 年-49 年对中国形势能有影响力的大致有 5 个国家，其中，美苏是关键，英法很重要，日本是最容易被忽略实际上最不能忽略的——虽然它已经战败，但是日本战败时其占据的都是中国腹心最精华的部分，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态度很大程度将影响未来国共的政治与经济版图。
结果呢？国民党政府办外交的实在无能（宋国舅的影响不容忽略），苏俄交涉是全面失败——什么都给苏俄了——旅大被侵占，蒙古没收回，东北日伪工业设备被席卷一空，关东军军火连毛都没捞到一根，最后东北还被丢给中共，国军接收东北居然得先从山海关一点一点打出关去。
美国呢？教科书都说国民党政府获得美国大量美援，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1946 年 6 月 14 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同一天签订《长期偿付租借物资协定》，国民党获得 5170 万美元的装备和物资。 6 月 27 日，美国国会批准为国民党建立 8 又 3 分之 1 大队空军计划的装备及费用。
7 月 29 日，美国宣布对华武器禁运。6 月 14 日向国会提出的《军事援华法案》和 8 又 3 分之 1 大队空军计划被中止。
同时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拒绝了南京国民政
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英国外交部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只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8月 31 日，美国将战后剩余物资折价卖给国民党，中国交付 1亿 7500 万美元。中共提出抗议，美国解释这些是民用物资，车船、食品、被服等（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同年 10 月，华北傅作义部攻克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让马歇尔的军事调停工作受到打击，决定暂时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美援 8 个月。1947 年 4 月 9 日美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把 6500 吨军火交给国民党。5 月 26 日马歇尔宣布取消对华武器禁运。6 月 27 日美国政府低价卖给国民党军队 1.3 亿发子弹。1948 年 4 月 2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 年援外法》，其中有关援华部分，也单独称作《援华法》，援华总额为 4亿美元，有 1.25 亿美元为特别赠款可以用于军事，为期一年。9 月，1.25 亿军援仍未到位。蒋介石告诉司徒雷登已经没有军火守住东北。10 月 29 日，杜鲁门为了减轻国会的压力，把存在日本的 700-800 吨军火运到中国。7 月下旬杜鲁门政府提交国会一项旨在援助北约国家及希腊、土耳其、伊朗、韩国和菲律宾的总军援法案，即后来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法案送到国会后，两院的亲蒋议员提出不给中国军援就否决法案。政府再次妥协，同意向中国提供 0.75 亿美元军援。49 年 2 月杜鲁门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
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1950 年 4 月 14 日艾奇逊回函国防部，1948 年《援华法》军援部分的 1.25 亿美元余款中“现今正在采办和支付的订货完成以后”，就不要再从军火库中向台湾供货了。由此可见 1948 年的军援到了1950 年还未交完，那么 49 年 7 月国会通过的 0.75 亿美元军援应该在内战中没有交到国民党手里。
结论是，46 年 6 月到 50 年初，美国提供给国民党的军火有 47 年的 6500 吨军火和 1.3 亿发子弹，48 年的 700-800 吨军火和 1.25 亿美元军火，未用完。